我对印章篆刻有兴趣。一日，与朋友谈起印学，朋友说，琉璃厂庆云堂有位篆刻家叫张国维，不但章刻得好，且精于鉴定书画。后几日，时值1997年岁末，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收藏与休闲”系列讲座，其中讲“印章与书画”的便是这位张国维。转过年，便托朋友介绍去拜访他。
国维先生的家在西琉璃厂街的一条窄胡同里。国维人很年轻，今年只有35岁。衣着朴素，健谈而不拘形迹，是性情中人。一番寒暄过后，便欣赏他刻的印章，确有味道。其字体端方古朴，布局严谨有序，无狂野粗疏之气，柔美而不失刚健，颇得汉印稳健遒劲而又妙趣天成的风神。
与国维交谈，知道他走上篆刻之路，除自身喜爱，也有赖于家传。国维祖父张樾丞先生是民国时期篆刻大家，他在琉璃厂所创同古堂蜚声海内外。国维拿出汇集了祖父所刻印章精品的《士一居印存》，翻开浏览，里面既有“宣统御览”、民国总统的印章，又有当时文人名流、社会贤达如张大千、徐悲鸿、周氏兄弟等人的印章，简直是一部民国人物谱。国维生也晚，虽未曾与祖父见过面，但篆刻渊源却一脉相承。幼年时，恰遇“文革”风起，家中字画古玩几被抄尽。7岁时，他不爱和小伙伴们玩耍，却独自临摹家里劫后犹存的张大千白描仕女图。由此起步，从此对艺术情有独钟。14岁时，在父亲教诲下，开始操刀篆刻。1984年，他到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工作，益发刻苦不辍，至今已刻了一万余方印章。他自谓：“刻章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玩。”我想，这种说法是他对篆刻喜爱至极的缘故。故能以苦为乐，视炼狱为天堂。也正因为国维有了这种松弛的心态，因而在奏刀运思时既驰骋于法度之中，又逍遥于尘垢之外，刀法、布局颇得天趣。国维深知博采众长的重要，为此，他于80年代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在这座神圣的学术殿堂里，他如蜜蜂采蜜一般，不知疲倦地广泛涉猎了古建筑、书画、服饰、音乐、诗词、古文字等诸多领域，积累了一定的文化修养。也许因为祖父与沈尹默、马衡、翁文灏等北大诸先贤曾有亲密交往，故国维对北大的砖石草木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特殊感情。闲暇漫步在未名湖畔，望斗转银河，乌鹊南飞。世事变迁，物是人非，别有一番思绪在心头。燕园问学，使国维对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对大师们所倡导的“治学认真”与“耐得寂寞”的大境界有了更深的领悟。与刻苦相比，国维说更推崇天赋的作用。他认为艺术家能否攀上高峰，实赖于九分天赋，一分勤奋。这话听来有些不合时调，但细想又确有几分道理。天赋常为世人所忌谈。艺术创作贵在立异，俗在趋同。欲成大器，资质、悟性实为第一要义，好比农民种田选择良种。一个有悟性的艺术家，绝不会满足于默守成法，必在吸收多种艺术养分前提下，触类旁通，不断大胆创新。诚如国维所说：“有些人是用手来刻，我却是用心来刻。创作不是熟练工种，贵在独创与个性化。”斯言不谬。
国维从艺多年。其篆刻在国内虽未得大名，在日本却颇受青睐。日本画家平山郁夫曾请他刻石砚款识。1996年末，日本邮电局发行了一套电话磁卡，其中一枚画面便是采用他刻的一方石印。国维谈及自己在篆刻上的进步，认为离不开文物局诸多学者专家对他的指点帮助。文史专家史树青先生对同古堂张氏一门三代篆刻十分推崇，对国维光大家学期望甚殷。史先生说：“国维年少才高，勤学刻苦，其于印学之继承发展自不可量。”画家刘海粟1989年来京，请国维刻“海粟之印”，国维当场治印，海老一见，拍案激赏，称许国维所刻印章朴拙老到，颇具古意，非出于青年人之手。
走出国维家时夜色已深。琉璃厂街两侧雕梁画栋的仿古建筑厚重而神秘。不远处一间小屋灯还亮着，我恍然觉得国维正坐在里面，那磨章刻石的沙沙声断断续续传来，久久不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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